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之发展

【摘要】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但其资本狭小,倍受歧视,被称为“小小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留学美国,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兼学者。在他的带领下,不出几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便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银行之一。它的崛起,要归因于其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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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1915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了。但其资本狭小,倍受歧视,被称为“小小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留学美国,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兼学者。在他的带领下,不出几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便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银行之一。它的崛起,要归因于其先进的发展理念、经营方针。这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陈光甫;经营方针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朱云(1985―),女,山东临沂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06级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


  1915年6月2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称上海银行)在上海宁波路诞生了。因当时仅有资本10万元,股东7人,尚不及一些稍大一些的钱庄,故被称为“小小银行”。


  一、陈光甫


  上海银行的创办者陈光甫,被后人誉为“旧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1941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他是“中国优秀的五分11选5家”。还有人甚至称他是“中国的摩根”。[1](p141)


  陈光甫,江苏镇江人,1881年12月17日出生于小商人家庭。其父陈仲蘅,是祥源报关行的职员。陈光甫在这家报关行开始了自己7年的学徒生涯。陈光甫常常回忆这段时光:“幼年亦为学徒,添饭斟茶,早晚上卸排门之役,均任之。在汉口为煤栈学徒时,且须任打包之事。夜间卧于地板之上,热天则露宿晒台,苟不与厨役联络,常不得饱。”[2](p63)然而他事事留意,学习不倦,培养了自己对五分11选5、信贷贸易等业务的兴趣,还学习英文,打下了一定的英文基础。1904年,他得到官费津贴留美学习,学成回国,来到上海,多方筹措,创办了上海银行。


  当时的上海租界,中外大银行林立。上海银行,如一株小草立于森林之中。1956年,陈光甫在致函张公权时说:“资本之小,远不如永丰、福康、顺康钱庄,致遭五分11选5界歧视,连开幕时不敢请钱业董事朱五楼,恐遭其拒绝不来,可见其时的狼狈情形。”[3](p175-176)


  这家小小银行,经营得法,后来居上。


  1915年底,上海银行开业仅半年,资本就翻了一番。存款亦增加迅速。“到1917年,已有存款1227万元,储蓄存款116万元,成为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4](p899)同时又增加各种业务,“(民国)七年增设国外汇兑及各种储蓄。十三年,又增设旅行部。分行遍于津、浦、沪、宁各商埠”[5](p143)终于“到1936年底止,上海银行的资本已达五百多万元,较开办时增加六十多倍,公积金七百五十多万元,存款总额一亿五千余万元,分支行处达八十左右。”[6](p268)这时的上海银行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大银行。


  二、发展宝典


  (一)、服务社会


  自银行创办夷始,便确立了“服务社会”的口号与奋斗目标。“本行所恃为命脉者,即为服务两字”[1](p148)“我行一无所恃,可恃者乃发挥服务之精神。”[3](p199)


  上海银行服务顾客,方便顾客。“对于顾客必须予以便利,对于商人必须努力以求亲近,对于商业必不须急与近利。”[7](p870)陈光甫说:“本行为贯彻服务社会之行训,更举办二事,一为静安寺路分行之小放款,限五百元以下,有二人担保,即可放给,利息一分。……二为辅助小工厂小资本商店之发展。”[8](p122)早在1917年时,该行就开始在江苏南通办理厂家押款、工厂特约押款及其他抵押透支。“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这家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放款额也逐步增加,1926年工业放款占放款总额的20%,工商业放款占放款总额的75%。”[9](p168)1932年时,该行对工业放款总额占全年放款总额的41%。“1936年的放款额比1935年增加460万元。”[9](p244)“这种对于国货工厂的放款,到一九三六年达到三千八百余万元,占该年放款总额一亿一千余万元的三成以上。这是上海银行投放民族工业的资金,当时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在一般商业银行里是比较突出的。”[10](p149)


  上海银行还对农业进行贷款扶助。“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于1932年首创了农业合作贷款部开展农业贷款。”[11](p350)该行专门聘请学者专家安排设计有关事宜,成立农业合作贷款部。一方面培养了农业合作事业方面的专门人才,为此不仅聘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而且在金陵大学农经系设立专项奖学金20名,每名金额100元。[12](p200)另一方面面对农村中从事各种经济作物运销的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进行贷款。


  “国内旅行不易……我们缺少像欧美国家中旅客服务的健全机构,”[13](p224)苦于此,1923年8月上海银行成立了旅行部,1927年6月发展成为“中国旅行社”。1928年1月,中国旅行社取得南京政府交通部发给的第一号旅行行业执照。开创了中国现代旅游业,成为该行“服务社会”的又一实践。


  陈光甫还教育行员曰“吾人当知银行为社会服务,是辅助社会,不是剥削社会。”[8](p125)“吾等今日所享受之一丝一缕,皆得之社会,应为社会服役,银行应处处与人以便利。”[8](p114)


  (二)重视人才


  上海银行坚信“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1](p165)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培训。


  录用职员必须经过考核。上海银行自1915年开业起,就始终坚持从盈余中提成行员培训经费。没有留过学的高级职员,银行会出资供其去国外大银行实习,扩大视野。1920年,该行开办了银行实习学校,培训新入行的练习生。1929年改为银行传习所,招收高中毕业、大学预科毕业生入所学习,学习结束后入行工作。1931年改为银行培训班。还和著名中学挂钩,每年在这些学校中挑选优秀学生到上海银行工作。


  为了提高职员素质,该行创办了藏书万册的“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以备职员学习。创办内部刊物《海光》月刊。不定期的聘请专家学者来行讲学。每逢周四,总经理陈光甫就邀请一部分职员在银行聚餐,席间的自由交谈也是一种发现人才的方式。


  (三)纪律严明


  上海银行深信“银行之有规则,尤国之有法律,非所谓限制各人之自由也,其宗旨盖在指示各人应守之途径而已。”[7](p811)


  行里规定早上九点上班,而职员必须于八点三刻之前到行,八点三刻之后到的,以旷职半天计算,九点之后到的,则按旷职一天计算。“严禁‘得罪’顾客,有与顾客吵架者,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开除。”[14](p548)后来,甚至规定,职员在柜台上不准吸纸烟,因为这是不礼貌的。


  (四)开拓创新


  该行做了储蓄盒子分赠给顾客,以备顾客积存零钱,得到许多市民及学生的欢迎。逐步开办了零存整取、整存领取、存本取息等业务。“还开办了新式的活期支票存款,开当时风气之先。”[15](p108)


  1923年又开创了礼券储蓄,1929年首创教育储蓄。


  “银元与银两同等对待”银元储蓄也给利息。开始时,颇不为人所理解,但后来各行竟相仿效起来。“在钱庄出身之人,向知以银两为本位,对于银元存户,主张不给利息,藉此并可在兑换中取巧,我行未加采用,毅然给予洋户利息”[8](p125)


  放款方面,“主要投放于堆栈押款,货物押款、厂家押款以及往来透支。这种对物信用虽然比对人信用繁琐,但确是风险少,有保障,而且也适应民族工商业的需求。”[10](p149)


  把储蓄点搬到了学校,出发点在于收十年后之效果,“故今日所谓儿童银行,即上海商业银行之顾客养成所。”[7](p119)或曰“学生为将来社会之主人翁,在银行言之,亦即为将来之顾客。”[8](p131)


  率先在国内银行中成立了调查部,负责对贷款对象进行调查,特别注重对企业负责人的调查。从1923年5月起,上海银行开始编制《顾客总目录》,凡与该行有债务债权关系的顾客,均为登载。


  如前所述,上海银行还是国内农贷业与现代旅游业的先驱。中国旅行社的设立,也壮大了上海银行的业务,二者交相互应。“故本行欲在某地发展,先在某地办旅行社,取得社会上一部分同情后,即办银行。旅行社即银行之先锋队。”[8](p126)还有的地方的旅行社代行银行之职能。“郑地商民,辄受军人之需索或劫掠。因之我行在郑州不设分行,而于旅行社内派员驻办银行事务,以避免非法之勒索。”[8](p133)


  “有创办之精神,仍须有勇猛改进的精神。”[3](p200)即使成为屈指可数的大银行时,陈光甫仍没有停止前进的改革步伐。“本行十五年来,营业虽不无进步,但我人万不可因此自满。”[8](p111)


  (五)知己知彼


  上海银行总行和各分支行处专门设立了调查部门,陈光甫视之为“银行之最重要部门”[14](p179)这个调查部门广泛搜集、调查社会经济情报信息。为了减小放款风险,专门对放款对象的资信进行调查,从而决定放款与否以及放款数量,“使一举一动皆与商情合拍。”[7](p875)


  上海银行的聚餐制度也可以使上下信息灵通。


  陈光甫到郑州视察分行业务,在与职员聚餐的席间强调情报的重要性,要求分行主动向总行汇报各种信息。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消息封锁。郑州分行的职员“假造了一个汇款电报……在这份电报中间,嵌了8个字‘潼西路阻’,‘奉化留秦’,”[11](p60)送到了总行。陈光甫据此电报推断出蒋介石被扣,抢占了无限商机。


  (六)重视行业文化


  陈光甫认为“作为银行经理,必须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得人和。”[13](p152)他十分重视对行员的感情投资,让职员有一种主人翁的意识,上下合同,从而融洽行内关系。


  《海光》月刊上也刊登行内职工的情况,让行员对同事多一份了解,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每年决算后,陈光甫还用自己的名义,对总分行的经副襄理以及附属单位的负责人,奉送一笔相当数量的特别酬金,”[13](p152)以示嘉勉。周四的聚餐制度也是联络感情的一种方式。


  1930年10月,上海银行增资到250万元时,把新股125万元分配给行员按面值八折认购,“使行员皆成股东,实行劳资合作,庶几团结力量,益臻巩固。”[13](p149)在认购方法上,“除了年终酬劳外,还用无息贷款的办法帮助他们购买股票”[14](p45)此外,上海银行还实行行员储金制,每人薪水的10%,由银行发给工资时扣下,另由银行照数提一份,一并储蓄,到行员退职时发放,这样就更利于加强银行与行员的联系,增强了行员的责任心。


  陈光甫在经营宗旨上抱定商办银行的性质,力求独立发展,不受政府左右。几十年来,他与国民政府若即若离,即使担任职务也只是虚衔,因此上海银行仍然由自己掌管。该行十分重视股东的社会身份,不论在任何时期,都极力维持工商业者和五分11选5业者的私人投资在银行资本总额中占绝对优势。


  在外国资本主义与本国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下,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上海银行尚能取得如此成就,真可谓是一个奇迹。而其发展致胜的秘诀,给当代人留下了许多历史的启示。本文来自《上海商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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